那么中国呢，中国事儒家思想的起源地，我们可以为我们几千年的文化而骄傲，但是不得不面对的一个事实是：当今的中国在经历了六、七十年代的***后，中国的儒家思想体系在日常生活中基本上被摧毁了，假如说我们还秉承着尊老爱幼的优良传统的话，这已经不是儒家思想的专利了，而是基本的道德。

　　我们必须重视的事实是，我们当今的社会，既不适合以自由竞争为原则的欧美方式，也不适合以正统儒家思想为基础的日韩模式。我们现在社会的主流气力大多是游走在儒家思想与自由竞争之间。我们骨子里还是儒家思想的基础，但是又突破了长幼尊卑、君君臣臣的束缚而崇尚欧美的自由竞争。另一方面，我们向往完全的自由市场竞争，但又不习惯也无法完全接受事事以“法”为衡量标准。

　　宇慧源以为，实际上当前中国社会的结构是结合了欧美的自由竞争与传统儒家思想而形成的“情理法”体系。凡事我们首先讲的是“感情”，退而往讲“理”，实在不行才诉诸于“法”。这既不同于凡事拿法律说事的欧美，也不同于“***大家庭”式传统儒家方式。我们脱离不了感情，在任何一个中国公司当中，像美国公司当中那样直接的辩论与反驳经常被以为是不尊重对方的。我们又越来越讲求个性与自我价值，像日韩公司那样凡事以“前辈”为榜样为标杆也不是我们所能接受的。

　　这个事实特点决定了我们既要充分学习欧美、学习日韩，又不能单纯的引进欧美的自由竞争或者日韩的“家族企业”模式。我们当前最需要做的不是放弃更多的“自我”，一味追求所谓的世界先进治理模式，而是要更加重视、花更大的精力往研究我们当今的人文特点，在此基础上发展出一套适合我们当前的国情、民情、人情的治理模式。这样的治理模式才能真正在当前的中国大地上生根、发芽，被人民所接受、支持并终极推动中国经济的大发展。

　　假如说中国的社会主义是“中国特色的”，那么中国的企业治理模式就更需要中国特色，由于企业的发展才能推动经济的发展，经济的发展才能推动社会的发展。而如何通过实践与摸索，形成一套适合当今中国的企业治理模式，才是考验我们的企业家与治理学家的创新聪明的真正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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