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先哲把“信”列为五常之一，将其视为“大节”，主张“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诚者，天之道也；思诚者，人之道也”，从天人同一的高度，力褒诚信的价值地位。然而，我们还应看到，中国古代以上御下时，另有一个“术”的范畴，是将诚信“潜躲于胸”，“阴知佯示”，“端知伪问”，以种种狡诈来测试对方的真实想法。君御臣如此，风骚所及，臣御吏、吏治民，主诈奴，奴欺主也无不如是，因此，中国在传统上是一个缺乏诚信的国家。惟其如此，儒者修身才特别夸大诚信，诚信才因其艰难而珍贵。

　　一位中国民法学者访问美国，回国后在《法学评论》上发表了文章来比较中美诚信之不同，他以为，中国的诚信讲礼教、重境界，是精英行为，美国的诚信讲功利、重规制，是百姓行为。在美国深夜闯红灯，逃不出电子眼；总统作伪证，丧失总统退休金；应纳税而不申报，将有重罚。罚来罚往，谁都难存侥幸，“天永日久，习惯成自然”，诚信成为一种社会共叫。

　　习惯成自然，这是中国的诚信从崇高境界降进人间烟火的必由之路。由于，诚信已不仅仅是一个伦理境界，而是经过了各项立法，各种行业规范创制，渗透到不同行业领域中，成为社会各界人士应予共遵的准则。是准则，就有保障措施，保障措施中，就包括了制裁。泛而言之，行政者不诚信，有“许可法”、“处罚法”、“诉讼法”；产品制造者不诚信，有“产品责任法”；产品销售不诚信，有“消费者权益保***”，包括神圣的教育、圣洁的艺术，其不诚信者，也自有法创出而谴之。

　　当然，这还远远不是我们所期盼的诚信，还不能回应我们对诚信的呼唤。权力依然寻租，产品还是伪劣，销售仍造陷阱，作品照就剽窃，不诚信的事物，摧枯拉朽地打击着诚信规则体系。这里面除了观念题目之外，结构性的缺陷在于，我们缺少一套具有强制制裁内容、同时又与日常生活接轨的行为规范体系，不诚信行为只有同时又是违法违规行为时，才明显的可处罚性，否则就会在啧啧谴责中，席卷不诚信获利扬长而往。所以诚信仅降至法律法规体系中还不行，还是一种境界，一个追求的价值，诚信还须下探至一般的生活规则中。

　　或许缘此，党的十六大在阐述加强道德思想建设题目时，提出了“以老实取信”为重点的论断；全国律协颁行了“执业规范”和配套的“惩戒办法”，在律师业务的每一个环节中，均设置了行为准则。对此，严格遵守规范，就是诚信，它包括：不虚假承诺，不骗钱怠工，忠于事实，勤奋敬业，恪遵法纪，公平竞争等等。对于这些准则，实在就大可不必要求以“老实取信”的态度往遵守，准则全部做到了，就是诚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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