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太宗乃一代明君，创立了令后代最为敬仰的迷人时代“贞观之治”， 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教授孟宪实称这个时代是：同心同德的君臣关系、理智成熟的执政方针、人人胸怀天下的丰沛气概、莫以善小不为的主流价值观。以致于后代君王纷纷效仿，但遗憾的是，没有一个天子能够达到此种境界。回根结底，恐怕在于他们的心境和心胸无法与唐太宗相比。史载，唐太宗李世民曾与侍臣谈论成功，并将心得回结为五条。

　　第一，自古帝王往往妒忌有才能的人；我见到别人有才能，就像是我自己的才能一样。除传说之尧舜，古代帝王妒忌猜疑者不胜枚举，简而言之：卧榻之旁，岂容他人酣睡。妒忌才能，智子疑邻。原无恶意者遂生恶念，本无叛逆之心者逼生反心。周唐起源，大抵如此。

　　第二，一个人做事，不可能样样都会；我用人总是取其所长，避其所短。通才者自古罕见，无人做到万能。羞辱人之败绩，莫过于用其所短，如使爱因斯坦主刀外科，让外科大夫证实相对论。倘使人人成功，进而实现社会成功，则人之幸事，天下之幸事。扬长避短，人尽其才，民何患不稳，国何患不兴？

　　第三，人主提升贤良之士，喜爱得要搂进怀里，黜退出错误的人，恨不能将其推进沟里；敬重贤良，原谅出错误者，使他们得到适当的待遇。爱屋及乌，人性弱点；反之，亦然。提升贤良，理所应当，然则偏颇常生溺爱，溺爱易生骄横。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因一错而毁其全部，常致怨恨，徒增敌对；容人之过，宽以为怀，化消极为积极，乃政治之精华。

　　第四，人主常憎恨正直之人，或明杀或暗杀，历朝历代都有；我即位以来，褒奖正直，从未黜责过一个人。政者，正也；上梁正则下梁直。廉吏近酷，刚者易折；或偶生偏颇之心，赖正直以劝谏。忠言逆耳，忠言逆耳；众口一词，掩罪躲恶。倘黜直而重佞，则忠***莫辨，非长久之计也。

　　第五，自古以来都是贵中华、贱夷狄；我不取这种偏见，同等对待汉族与非汉族，故而境外部落皆来亲附。天下者，天下人之天下；仅存地域之隔，本无贵贱之分。仅凭刀枪剑戟，实则难以为继；兵者不祥之器，不得已而为之。武侯七纵七擒，实为服众收心。

　　唐太宗的这五条成功心得，可谓是至真之言、亲身体会，真正让你不得不服！概括来说，就是说的如何对待人、对待人才和使用人才的题目？正是由于唐太宗的心胸与非同一般，才造就了封建时代罕见的君臣鱼水关系，才能让君臣上下同心同德，才创造了伟大的“贞观之治”。

　　然而看看而今的官场，对于人、人才的态度和使用，不仅是难以达到唐太宗的境界，有的简直就是大相径庭。比如“重用奴才，不重用人才”。只因奴才听话、顺耳，而人才往往就不一定了那么好招呼。特别是一些领导果断不用比自己有本事的人、比自己有才干的人，宁肯用那些没有本事，但很听话的人，这样滋长了官场溜须拍马、奴颜婢膝等恶心现象。由于人才可能威胁领导的地位。比如对于人才责备责备，容不得半点沙子，特别是对于那些有真正本事的年轻人，总是要在“鸡蛋里找骨头”，左看不顺眼，右看不顺眼。假如他有见识、有文化，而可能不会做实际工作，就会说他太清高，不会和基层群众打成一片；假如他大胆创新、改革，一旦失败，就会说他不成熟。对于大学生，就说他们实际经验不够，总是不敢用其所长。在选拔人才时，条条框框定得太多、太死，不利于拓展视野、拓宽范围，以致于我们的一些公然选拔往往是“矮子里选将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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