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兆丰、张华琪们讲“诚信”的深层目的是：“办成了事收钱、办不成事不收钱，可以大大降低东窗事发的可能性”。俗话说，堡垒最轻易从内部攻破，而遵循“诚信卖官”新潜规则后，行贿者与受贿者各得好处，天知地知，不易被察觉。定远县一些干部生气地对记者说：陈兆丰把菜市场买菜、卖菜的“公平原则”引进了官场，他卖的“菜”就是党和人民赋予的“公权力”！这种所谓买官卖官的“诚信”对当地政治生态的破坏力是极可怕的，节日“送礼”已完全没有什么“情感”、“问候”的因素在内，而是赤******的“现金政治交易”，原湖北监利县委书记杜在新在他的“***”里写道：“乡镇干部中，有四五个人给我送礼万元以上。而这四五个人均有所求，几乎无人没有非份之念”。 用制度反腐打破贪官的潜规则

　　要击破买官卖官“诚信交易”的潜规则，首先必须用制度约束县委书记的“公权力”，使其在干部选拔任用上不再能“为所欲为”。

　　记者在湖北监利、安徽定远、涡阳、颍上县等地调查时，很多干部发出一个共性的“怨言”：县委书记选拔任用干部往往是“程序上正当中规、本质上体现个人意志”。按正常程序，干部选拔任用应该走群众***推荐、组织部分考察、县委常委会研究决定、书记会“通气”后再公示这样一个流程，而在现实中却成了“倒流水作业”，先得县委书记同意，再由他授意组织部分“铆点考察”，后面的常委会研究、征求群众意见等成了纯粹的“走过场”，这是导致卖官现象的根本原因。原阜阳市颍东区委组织部长多次证实，韩希鹏提拔干部“看似履行程序，貌似集体研究，而实质上，什么人安排在什么位置，进什么门，都是他一个人说了算。提拔谁，安排在哪个位置，都是一把手直接跟他讲，然后由他们拟一个干部汇报材料，在书记会上通过，定下以后再履行组织程序。”

　　县委书记之所以敢于对买官者“大胆承诺”、搞“诚信交易”，就是由于他在干部任用上“一言九鼎”。要改变这种状况，必须在充分发扬党内***的基础上，进行“党内科学分权”的权力重新设置。确立党的代表大会作为最高决策机构的地位，县内任何重大决策必须经党代会充分讨论通过，县委常委会履行党代会决策的职能，定期向党代会做工作报告。明确“党代会”是决策机构、“书记会”是议事机构、“常委会”是执行机构的各自职能。“党代会”通过正当程序有罢免县委书记的权力。要确保党代表、普通党员批评县委书记不正常做法而不受***的权利。

　　要制订措施，降低县委书记的“集权度”，近年浙江、安徽等地开始试点“党代表常任制”，取得了积极效果。很***代表敢于直言质询县委书记对党代会决策的执行情况，对很多处于“萌芽”中的***行为确有遏制作用。同时，县委常委会应以“票决制”来决定领导干部任用制度，使“家长制”、“一言堂”失往存在的依托，防止“一把手”个人决定代替集体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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