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有著述以为潘振承曾到过瑞典。

　　“潘振承是否真的到过瑞典，同文行与瑞典的贸易额有多少，我没有办法考证。但是可以肯定的是，他是瑞典商人在广州最重要的合作伙伴，同文行与瑞典东印度公司的关系建立了非常友好的关系。”潘刚儿说。

　　潘刚儿更愿意把这位先祖称为“世界性大商人”。他先容，潘振承的贸易区域遍及当时对华贸易的西欧所有国家，以及小吕宋等东南亚国家。

　　潘振承选择了英国和瑞典作为主要贸易伙伴国——这两个国家对中国贸易需求量大，商人的支付能力也较强。1785年，中国茶叶出口共232030担，出口英国为154964担，出口瑞典为46593担。在当年的对华贸易各国中，中国与英国、瑞典的茶叶贸易量分别处于第一、二位。这从而保证了同文行对外贸易额始终保持为同行之首。

　　瑞典资料表明，18世纪60年代经常出进广州的帆船，其名可考者实有37艘。其中有3艘经营者为潘振承。

　　退赔质量差茶叶为外商称道

　　潘刚儿说，潘振承之所以能够成为广东洋商首富，直接原因是他特别积极地参与了当时还是一项新鲜事物的“全球化贸易”。但从更深刻的层次来探讨，是潘振承以信为本、以诚相待的经营理念，让他赢得了人心，从而赢得了市场。

　　乾隆四十八年（1783），英国东印度公司董事部退回1781年运往英国的质量差的1402箱武夷茶时，潘振承如数进行赔偿，树立了广州的行商向外商退赔质量差茶叶的先例。除了退赔，潘振承还准许给外商赊购适量货物来显示他的诚信。英国东印度公司职员曾经称他为“实可称为当时行商中最有信用之唯一人物”。

　　当行商颜时锳、张天球因拖欠外商款项，而落下发往伊犁当差的悲惨结局，潘振承却能凭借在外商中的良好信誉，有充足资金让同文行正常运转。

　　“宁为一只狗，不为洋商首”

　　潘刚儿的父亲是中山医学院的教授，他留给潘刚儿的除了家谱，就是一本《广东十三行考》。这本书的作者、历史学家梁嘉彬是当年十三行天宝行的第六代后人，他对十三行行商的形容是——“夹心饼干商人”。

　　“宁为一只狗，不为洋商首。”潘振承的孙子潘正亨与东印度公司的通译谈话时，尽不客气地这么表示。

　　话虽说得刻薄，却道出当时作为洋商首领的苦衷。事实上，在潘振承最为显赫的时候，这种苦衷已经显露出来。

　　潘振承发起重新设立公行，但他和四子潘有度这两任同文行掌门人，都多次试图解散公行，从这矛盾挣扎中，可见一斑。

　　洋商复建公行的目的，是为了垄断利润较大的西洋贸易。没想到，却沦为清政府闭关锁国政策的工具。十三行洋商利用皇朝指定的垄断特权，在获取高额利润的同时，也必须付出巨大的代价—在官府与外商之间周旋，两边都要讨好，由于他们都是“衣食父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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