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当诚信被物化到商品和货币里面的时候，它也就与自身分离了：它由一个不可丈量的、不可交易的抽象的道德形态，转变成了一个可以丈量的、可以交易的具体的物质形态。它自身一分为二了：一个是内在的、本来的、原始的、作为人的道德良心而表现出来的、纯真的它；另一个则是外在的、后来的、经过加工的、作为商品货币来到市场上的、复杂的它。

　　道德形态的商品化和货币化导致了一系列的矛盾：

　　价格与价值的分离；使用价值与价格的分离；所有权与使用权的分离；甚至人的良心与人的行为的分离，等等。

　　正如商品的价格不总是与其价值一致，而总是围绕着价值变动一样，信用的价格也是如此。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有时信用“很值钱”、甚至价值连城，如某人一句话，一张名片、一个合同、一个公章、一个品牌等等；而有时信用则“不值钱”、甚至一钱不值，如某些垃圾股票、伪劣产品、失效合同、已经贬值的货币等等。这里我们看到，信用作为商品，其价值与价格不仅在理论上存在着分离的可能；而且在现实中，也往往是分离的。

　　在商品经济中，每个人都是买主，同时也是卖主。工人出卖自己的劳动（亚当·斯密的说法）或劳动力（马克思的说法），同时又用工资购买自己所需的生活必须品。工人与雇主的合同，规定了双方的交易、以及交易的内容、数目、质量和价格。合同的如实执行，则意味着双方的诚信关系的建立。

　　这里有两个值得留意的题目：首先，由于工人处于较弱的一方，而雇主处于较强的一方，因此，双方的合同内容具有不同等的因素，他们之间的信任关系也是脆弱的。为了避免失信，合同往往规定惩罚的内容，而它通常也是单方面的；比如，工人不尊重老板、迟到早退、或请假生病等则要扣发奖金、甚至被开除，而雇主打骂工人、延长劳动时间、或拖欠工资等则往往不受任何惩罚。而这种情况之所以发生，是由于工人和雇主相互交换了各自的信用，由于双方地位的不同，因此雇主有权力使用和支配工人的全部信用，而工人只能在有限范围内使用雇主的信用（如要求按时发工资）。

　　另一个题目是：这种现代雇用合同是有期限的，不是无期的；即使是长期合同，也没有把工作的生老病死全包下来的。而且，雇主也更喜欢签订短期合同，以便维持某种灵活性。这也就意味着，双方的信用是短期的，而不是长期的。这是为什么呢？由于假如雇用合同是无期的话，那么，它就意味着奴隶制的复活（黑格尔和马克思语）。换句话说，现代工人与过往奴隶之间的最大不同是：工人的信用是可以买卖的，有价格的，短期的，因此，他是自由的；奴隶的信用是不可以买卖的，没有价格的，长期的（甚至终身），因此，他是不自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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