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特点在于：第一，《办法》在上海出台，是个人信用联合征信在上海首先进行试点实践的结果。在实践过程中出现了很多亟待解决的题目，要求上海必须作出相应治理规章；第二，《办法》以地方政令的形式出现，区别于地方法规。相较之下，地方政令有更多的实践和调整空间；第三，中国地域广阔，经济发展不平衡，《办法》首先在上海出台，我们可以从中得出这样一个信息：中国的信用治理法规，可能是自下而上的产生过程，即先在地方调整实践，再到中心定法立规；第四，明确了征信治理的机构设置。

　　这项规章也存在一些题目：第一，《办法》在概念上仍有不明确之处，例如什么情况下可以批准公司进进征信业务？依据是什么？第二，在某些题目上包含“计划”色彩，例如《办法》中规定“价格由物价局和信息办共同商议”，就与市场经济不相协调；第三，对于外资企业进进征信治理领域没有明确规定，相关配套措施不完善。

　　记者：上海首部个人信用规章出台以前，我国尚无一部完整系统的专门法律来规范社会信用活动，当前我国个人信用制度建设的现状如何？还存在哪些亟待解决的题目？

　　毕吉耀：我国个人信用制度化建设现状为：首先，个人信用制度建设的政策性环境正在形成。第二，个人资信评估业务逐步展开，成为银行决定是否放贷的重要依据。贸易银行与信用中介机构建立了各自的信用评估指标体系。第三，初步建立了银行信贷登记、咨询系统，有利于化解信贷风险。 我国已经在1999年建立了中心银行信贷登记咨询系统，到2002年6月末，已经录进420万个借款人的基本信息，金融机构查询用户已达6万多个。据统计，仅2000-2001年10月，金融机构已利用这一系统防范信贷风险5000多笔，否定潜伏风险贷款300多亿。

　　当前我国个人信用制度建设中存在的题目包括：第一，有关个人信用制度的相关法律法规建设滞后，个人信用中介机构运作不规范，联合征信缺乏完善的制度保障，对个人正当权益，如隐私权和知情权等的保护仍有待加强。第二，个人信用评估缺乏同一的标准。各贸易银行和个人资信评级机构的评估标准自成体系，信用评估指标体系的设计不尽公道，相互间可比性不强，不同评估机构做出的评估结果有时大相径庭，难以正确、客观地反映个人信用的真实情况，不利于个人信用体系在全国范围推广，更难以同国际通行的标准接轨。第三，当前制约我国个人信用制度建设的因素主要有：个人信用资料不完全，缺乏个人资产评估的基础数据；个人信用资料的封闭成为我国个人信用制度建设的最大障碍……

　　记者：个人信用体系建设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请谈一下关于我国个人信用制度化建设的措施与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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