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的学者进一步提出，融资困境是很多民营企业面临的共同题目。孙大午为什么要“非法集资”？由于他从国有银行的渠道拿不到贷款，民营银行的设立又被严格限制。彭灵勇以为，“假如一定要判孙大午有罪的话，那么他可能成为一个制度的牺牲品，国家对金融垄断的牺牲品。”

　　“偷税”与“漏税”。在实际操纵中，题目主要出在如何界定“偷税”与“漏税”。李曙光以为，中国的税制可以说是全世界最复杂和不透明的。各国的税都是定在法律里面，中国则主要是由国务院各种各样的规章、通知之类定的，税外还有费。这种复杂与不透明导致对企业来说，纳税成了特别头疼的事。交没交，交多少，自己不知道，只有税务局清楚。企业一不小心就可能落进“陷阱”。

　　刘晓庆往年涉嫌偷税就被***批捕，过了1年多时间案件也没有进进法院审理程序。为什么会这样？与会专家以为，这说明当初抓人肯定有不慎重之处。法律专家指出，偷税是故意犯罪，漏税是对税法不了解，无意识的。这两种情况一定要区分。对于公安机关来讲，不仅有一个熟悉业务的题目，也有一个执法思想的题目。现在有些地方的公安机关接到偷税举报就进往查人家企业，查了半天发现没题目，或者很少不够成犯罪，结果把这家企业搞得名声扫地。

　　法律专家以为，公安机关除非已经拿到确凿的证据，在一般情况下，千万不要采取封帐的手段查一个企业。可以先由税务机关往查他的帐，看看到底属于哪种，假如真正构成犯罪再移交给公安机关。

　　“侵占国有资产“与“保护私产”。法律专家以为，从1979年刑法制定和1997年的刑法修改看，设立法条的出发点在很大程度上还停留在计划经济时代：涉及经济犯罪的很多条文都是针对国有企业的，把保护国有财产放在首要地位，而对私有的正当财产保护的力度体现的不够。有的法律专家指出，民营企业家或者老百姓拿了国家的钱叫“侵吞国有资产”，国家拿了老百姓的东西叫什么呢？“拿了白拿”。

　　彭灵勇举了一个例子，上市公司召募的资金(股民的钱)被大股东占用在证券市场上是一个普遍现象。而大股东基本上都是国有独资企业。“中国上市公司被大股东占用资金最多的，达20多亿人民币。假如按照‘侵占公司财产罪’，是不是要判团体主要负责人的罪行？可事实上谁也没有受到刑罚。这里面就有一个公私财产不同等的题目。”当前，如何给国有资产与私人财产同等的法律保护，是刑法需要解决的题目。

　　“错与罪”、“民与刑”：两个普遍性题目“错与罪”。“从我接触的案例看，对一些民营企业家的定罪也好，处罚也好，好多都并非根据现行的题目，多数都是几年前的题目，现在出于某种需要就把它折腾出来了。这种情况确实让民营企业家他们心里感觉不很踏实，也影响到经济建设。”曹树昌以为，“这引申出来一个题目，刑法的目的是什么的？传统的理论中，刑法的目的就是预防犯罪，通过打击犯罪来预防犯罪，但是针对目前民营企业的状况，我觉得是否应该考虑把它提到一个保障社会经济发展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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