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12月，一个严冷的冬日下午。五六级的北风在报社门前咆哮不停。穿过凛冽的风，姚秀荣行动匆匆地率领几个目光焦灼的中年男子走来。

　　“我给你反映个情况。”记者早已习惯了她单刀直进的开场白。

　　又是一起职工权益受到侵害的事件。而且和过往她积极参与、奔走的事件一样，所有确当事人和她非亲非故。

　　她来北京3天了，住在前门四周一间简陋的招待所里。“天天要花20元呢。”她说，“我还住过5块一夜的大通展呢。”

　　她的独白是从2003年3月开始的，从那时起，当了10年全国人大代表的姚秀荣开始回回一介平民，时年52岁。（以下蓝色字体部分为姚秀荣讲述部分）

　　（一）

　　说实在的，不再当人大代表我挺失落的。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我把自己锁在屋里，谁也不见。不是我留恋这个职位，而是我觉得从此少了个为老百姓服务的渠道。中国有句俗话：“人走茶凉”。我担心即使再管下往，那些曾经热情帮助过我的人从此会对我不理不睬。但有一件事重新给了我坚持下往的气力。

　　那是2003年4月一个清冷的早上，我坐在家门前一块石头上想事时，忽然冲过来一对中年夫妻，急切地对我说：“姚代表，跟你咨询个事。”

　　我说：“不是代表了，这些事我管不了，也不想管了。”没想到那女的忽然扑通跪倒在地哭着冲我大喊：“你曾经当过人大代表，给俺指指路中不中？”

　　我一下子惊呆了。当听说失事的是一个生活艰难的工人时，当了30年工人的我憋不住了。

　　来的这对夫妻是焦作一位名叫孙红林的下岗职工的哥嫂。孙红林33岁下岗，随后离婚，带着个14岁的孩子每月靠120元的低保艰难度日。

　　下岗一年后的2002年12月，当孙红林往街道办事处领低保费时，被工作职员张小海告知已被扣掉30元用于购买本市旅游信封，于是他脱口而出：“没钱，我还有个14岁的孩子要养活呢。”

　　张小海说：“别人的都扣了，你搞特殊不领就算了。”孙只好空手而回，随后向区民政局咨询，得到如下答复：“国家发放的生活最低保证金，任何人不得扣减。”谁料张小海以为这即是孙向上级部分告了他一状，便纠集合同***王保良等人在派出所内对孙进行***、殴打。

　　孙红林随后死于焦作市人民医院急救室。公安机关尸检报告不认定孙的死亡与殴打有关。于是孙的全家踏上了漫漫告状路，直到河南省司法鉴定委员会重新出具鉴定报告认定了死亡确与殴打有关后，死者家属仍难讨公道。

　　我立即给正在参加全市党政机关***评议纠风会议的焦作日报社副总编卢靖之取得联系，他随后在会上就此事发言，并引起与会职员高度关注。市政法委、省政法委也先后对此事作出批示。不少媒体也对此事进行了追踪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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