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秀荣说：好多人说我爱告状，实在我内心里最不愿告状了，劳民伤财，有啥好？她将各类纠纷分成三类：一类是无理乱告，这占她接手案情的三分之一，主要是当事人不懂法，熟悉水平低；一类是小冤小屈想不开，这也占三分之一，主要是被一些不负责任的人给激化成难解的矛盾的；这两类姚一般都劝他们停访息讼。而对于事实确凿的重大冤情，姚秀荣义无返顾地充当着义务的代言人，沿着依法维权的轨道一路奔走。记者问她：“他们都听你的吗？”她答：“听。”记者接着问：“为什么听？”她答：“由于我是真心帮他！”

　　（三）

　　我熟悉的一个老汉，都72岁了，由于邻里纠纷引发的一个标的为1000元的官司整整奔波了10年，省城、北京不知跑了多少趟，光路费就花了不知多少个1000元了，法院的人见他就头疼。我劝他：别告了，不值。好好在家颐养天年吧。他不听，我急了，说：我给你1000元中不中？他后来想通了，现在活得很好。

　　2005年，我自觉充当了一个信访战线的灭火队员，劝阻了很多人的过激行为。

　　在北京，有个挂满奖章的来自辽宁的老军人长年上访，上告无门后预备冲击政府部分，被我拦了。随后我帮他找到有关部分逐级反映题目。

　　同样在北京，有个来自河南驻马店的务工职员被拖欠工资而讨不回公道，预备在公共场所***，被我劝住了，随后他的题目在正常正当的渠道得到了有效解决。

　　2005年我最难的、也是最成功的是对一批河南工商系统职工的劝阻。由于题目始终得不到解决，矛盾逐渐激化，过激行为频频出现。

　　这时他们在一份报纸上看到了有关我的报道，便来到焦作让我给他们指条明路。我对他们说：“乱打、乱砸、乱骂能解决题目吗？傻干、蛮干，受苦的是国家，受害的是你们自己。甚至有可能走上犯罪的道路。”他们可能觉得受的委屈太多了，群情激愤呀，我连做了几天几夜的工作，他们的情绪总算稳定下来。后来开始有理、有据、有序地反映题目，再没有做过一件过激违法的事。

　　姚秀荣对2005年的总体评价是“百感交集”。在她家中，2005年积累的来自全国的各种告状材料有60厘米厚，在她帮助奔走的100起案件中，有20件获得了解决和部分解决。这一年，姚秀荣感受着中国法治进程的进步和政府职能的转变，也感受着部分困难群体的艰辛和无奈，这一切都给了她一路奔走、呼喊的气力。更重要的是，她用一个个通过正当维权获得成功的生动事例，让许很多多曾经怀疑、抱怨的人开始相信法律，相信多数人依然深躲于心的知己。

　　姚秀荣说过：“这个转型时代，有时寻求公平正义的路会不平坦，甚至很艰难。”但姚秀荣相信，正义和公平有时会迟到，但从不缺席。“由于我相信，我们的党和政府始终是人民的党，人民的政府，我更相信法律终极会还给他们一个公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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