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2年，英特尔经历过一次大规模人才流失事件。在深进了解后，英特尔高层发现，离职的工程师中，中国人占很大比例。格鲁夫找来虞有澄，“你们是同文同种，也许你可以帮忙解决这个题目。”虞有澄与一些华裔经理人探讨此事，最后举办了一个内部研讨会，讨论英特尔企业文化和中国文化之间的差异，并给出克服差异的建议。1983年，英特尔内部成立了“多重文化整合委员会”，并开始举办中国新年晚会。

　　创业初期的英特尔就决定要发展为跨国企业，因此1973年时就在马来西亚槟城设厂，后来又在以色列设立研发中心，并赴爱尔兰设厂。1972年加进英特尔任工程部经理的赖炳荣当时在马来西亚槟城治理英特尔的工厂。1980年代中期，升任英特尔副总裁的赖炳荣与格鲁夫曾有一次关于中国的对话。他向《商务周刊》回忆:“格鲁夫当时对（投资）社会主义国家有一种恐惧感，我说‘安迪，假如中国崛起，1亿中国人用苹果电脑（非英特尔芯片），那这块大市场不是拱手让人了吗？所以你现在必须进进中国往捉住机会。’他歪坐在那里，问，‘中国人有钱吗？’我说，‘我不知道中国人有没有钱，但听我在摩托罗拉的太太说，大哥大那么贵，中国人很多都是提着钱箱来买。假如我们不进中国，我们就失往机会了’。”

　　1985，龙战于野

　　在观***长达6年之后，英特尔决定试水中国。

　　1985年的中国刚刚决定开始启动城市改革，搞“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并马上就将“沿着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前进”。这一年，英特尔在北京民族饭店设立代表处，与一家著名的国有企业合作进行大型机销售业务。这个代表处，只有一名总经理、一名秘书和一名司机。

　　“那时候英特尔还没有做PC芯片，PC在世界范围内才刚起步，中国人还不知道什么叫PC。”戈峻告诉《商务周刊》，这一合作由于双方在经营方向上的分歧没有获得成功。今天的英特尔人不愿提及进进中国的前8年。

　　事后来看，与中国由陌生到结缘的1985年，在英特尔公司发展史是最关键的年头之一。这一年英特尔做了一个意义重大的决定——转向针对个人电脑的微处理器业务。

　　1985年7月4日美国国庆假期之后，英特尔的386芯片提前两个月设计成功。但英特尔内部却一点兴奋不起来，由于在赖以起家的DRAM存储器业务上，此时的英特尔被NEC、东芝、日立、富士通等日本企业发动的价格战打压得抬不起头。1985年，DRAM业务占英特尔收进的比重下滑到不及5%，但英特尔仍将研发用度的2/3花在它上面。由于DRAM的拖累，1985年的英特尔巨亏6000万美元。

　　经过反复权衡，1985年10月，在386计划顺利推进的同时，时任CEO安迪·格鲁夫和董事长戈登·摩尔正式公布退出存储器市场。“我们终于能克服心中的不甘，承认失败，放弃一个我们曾经风光过的领域，以求未来的发展。这是一个艰难而布满痛苦的决定。”虞有澄回忆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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