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在这一年，中国从北到南进秋的时节，英特尔CEO格鲁夫和COO贝瑞特一起来华，访问了北京和上海，并意气风发地登上长城。那是一个国家和一家公司成为朋友的开端。

　　这一年的贝瑞特55岁，因治理英特尔制造业务有方刚升任COO一年，已经是格鲁夫公然的继任者。他对《商务周刊》回忆到：“第一次访问中国之前，我预想中的中国事一位‘觉醒的巨人’，然而当我第一次来到北京，从窗口向外看往，见到的是满眼的自行车，没有什么贸易活动。我想北京仍然是一个传统的政治意义上的首都。上海则是不同的景象，马路上是拥挤的车辆，贸易繁华。这真是个巨大的对比。”

　　但无论如何，刚刚在微处理器领域打赢了RISC与CISC之仗的英特尔决定再为自己找一个放“鸡蛋”的“篮子”。它把眼光投向了中国。

　　“从1990年代早期开始，显然我们所在产业的增长机会来自于新兴市场，中国事新兴市场和经济体中最大的一个。就在我第一次访问中国的时候，中国开始开放国内市场，接受外来投资和自由贸易。我想这正是我们看到在中国有很大的投资和业务增长机会的重要原因之一。”贝瑞特对《商务周刊》说，“与其他大国相比，中国在参与国际贸易投资与合作的预备工作方面做的更到位，我们也可以清楚地看到香港在深进地影响着内地。我们以为中国事一个认同经济发展是其通向未来的钥匙的国家。一旦开始走这条经济发展的道路，你就和世界其他地区有了不可分割的联系，很难再走回头路。”

　　这一年的中国，改革开放的设计师***“胆子要大一些”的“南巡讲话”发表两周年；中国决定开发浦东，以向世界表明中国开放的决心不变；“复关”提上中国的议事日程；中国人刚刚经历了申奥失败，却接进了全球互联网Internet；未来的PC老大联想团体在香港成功上市。

　　“英特尔刚进中国时，是磕磕绊绊、一波三折过来的。”1994年的戈峻还是英特尔总部的一名“全职实习生”，白天在英特尔上班，晚上在美国路易斯克拉克大学西北法学院读商法博士。“可能是英特尔想进进中国了，才把我这样的华人招进往。”他半开玩笑地说。从一开始，学商法的戈峻便参与了英特尔同上海市政府的谈判。

　　1994年，英特尔先是在上海的漕河泾设立了一家100人左右规模的软件研发中心——英特尔技术发展上海有限公司。以此为依托，总部派出团队来上海为其封装厂考察选址，戈峻是成员之一。上海市政府对英特尔落沪志在必得，英特尔也决定选址闵行区的一块地建封装厂。等到拆迁和平地等工作都完成了，却风云突变，国家决定对外商投资企业的设备进口征税。设备进口对英特尔芯片封装厂来说至为紧要，内部评估的结论是，即使放弃那块土地的损失也比需要交的税少。此时唯一可以继续免税的地方在浦东保税区，但根据当时的规定，英特尔不能转让闵行的这块未开发土地。于是英特尔应上海市政府所邀，先搁置闵行，到浦东外高桥再选了一块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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