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8年的另一个热议话题是褚时健的失足，以及由此引发的“59现象”思考。事实上，在为褚时健痛心的同时，更多的争论是关于：企业家的价值到底该如何衡量？是“晚节不保”还是“逼良为娼”？随后，中国经济界前辈袁宝华中肯地指出：对此事件，“我们有责任”；《中外治理》总编杨沛霆深情地系列撰文——《企业家如何自我保护》，在反思激励机制改革的同时，也对企业家的人生抉择展开了讨论。后来的MBO***、国企年薪制，皆由此发端。23m

　　1998年，柯达开始了对中国胶片全行业并购，签订了著名的“98协议”，只留下乐凯这惟逐一家民族旗帜。5年后，乐凯也红旗不保。从此，外资吞噬中国民族产业的阴影长期挥之不往。23m

　　这一年，分销长虹30%产量的郑百文光环不在。次年公布的1998年上市公司年报显示，该公司创下中国上市公司每股收益亏损之最，资产负债率高达98%。从此，作为中国企业市场化先锋的中国家电业，不仅领袖长虹遭受重创，而且全行业销售模式出现重大转折，传统分销走向没落，家电连锁慢慢崛起。23m

　　对于企业治理来说，1998年是一个分水岭，随着经济全球化和信息时代的到来，企业治理在中国呈现出崭新的面貌。这一年，手机开始流行，以及短信的出现。由此，人际沟通模式的性质与密度，都发生了转折性变化。23m

　　1999：企业需要“文化”23m

　　“信息高速公路”并非一条真正的公路。到了1999年，没有人再为这条公路到底通向哪里而迷惑，我们还清楚地记得“信息爆炸”这个词多么令人赞叹和向往，人们被告知“知识经济”即将到来。23m

　　信息化发展很大程度上推动了企业治理现代化建设的进程，也滋生了困扰。企业发现，员工的构成变得越来越复杂，他们对工作价值的判定也变得多元化。什么能让员工万众一心呢？“企业文化”，这个曾被当做咨询师口中的骗人把戏，开始被重新熟悉。23m

　　1999年，《中外治理》6月刊为“企业文化专刊”，汇聚了“官产学”三界人士，讨论企业文化的意义。而在前一年登上哈佛讲堂的张瑞敏，其演讲的题目正是：“海尔文化激活休克鱼”。23m

　　事实上，1999年的“世纪末情绪”也引发了人们对价值观的思考。企业精神就是企业家个人价值观的体现，正在被广泛认同。企业家的个人魅力被空前重视。有别于以前，这一次，企业家魅力的“私人化”是前所未有的。这一年，胡润的中国富豪榜已经进行到第三年，这也成为推动企业家明星化的助力。而我们也会发现，在今后，当明星企业家们谈论他们的治理之道时，必然谈及他们的“文化”。23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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