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历史上看，公共关系研究的中心，一直是牢牢围绕着“Public”而非“Relations”展开的。公关学者们多从“传播”的角度来界定公共关系，比如格鲁尼格的著名定义“公共关系是组织和公众之间的传播治理”;从业者们也多从传播策略、传播效果、新闻发稿量等指标，来衡量和考察公共关系的价值所在。因此，“关系”概念在国内外的公共关系理论中都是缺位的，甚至可以说是被有意回避的。yeB

　　比如在倡导实证研究的美国，由于传统的实证研究方法无法丈量处于关系层面的意义，所以 “关系”概念、关系质量、关系价值一直未受到足够的重视。而在关系本位的中国，“关系”似乎从来与“个人”、“私情”有染，而与“公共”、“公益”无关。美国学术研究的路径依靠症和中国传统文化的认知偏见症， 使得“关系”研究一直游离于公共关系理论之外。yeB

　　在我看来，公共关系首先是一门关系学，其次才是一门传播学。我从事公共关系教学20年，同时也为像中石化长燃、沈阳蒲河新城、合肥财院、香港金马家居等100多家企业做过咨询和公关活动，理论研究和实践活动都让我深深感觉到：应该把关系还给公共关系。只有以“关系”为核心来研究和实践公共关系，我们才能建构真正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的公共关系学理论。yeB

　　2002年，我在《公共关系研究》课程上提出“关系生态说”的观点——公共关系是组织-公众-环境系统的关系生态治理，并开始着手写博士论文《基于关系生态治理的公共关系理论研究》(这大概是国内第一篇公关博士论文吧)。yeB

　　随着互联网时代的到来，很多社会科学研究者开始不约而同地把目光投向关系研究，他们从不同角度阐述了“关系”的价值，比如网络经济学的“梅特卡夫法则”、“六度关系理论”;新制度经济学的“关系合同”理论;治理学的“***治理”理论;营销学的“关系营销”思想;社会学的“社会资本”理论、“弱关系理论”、“强关系理论”、“结构洞理论”;传播学的“人际传播理论”、“关系传播理论”等等。这些理论进一步说明关系型公共关系研究具有广阔的理论基础。yeB

　　1984年美国公共关系学者玛丽·佛格森首次提出，用“Public Relationships”取代“Public Relations”，自此以后，“把关系还给公共关系”的呼声日益高涨，越来越多的学者包括格鲁尼格、卡特利普、布鲁姆等开始转向关系治理的研究。时至本日，关系治理学派已经成为公共关系理论的主流理论典范。yeB

　　把关系还给公共关系，对于公共关系理论和实践都有重大意义：yeB

　　从理论上讲，关系型公共关系研究更轻易建立一个同一的理论范式，有助于加速公共关系领域的理论发展，关系范式的出现标志着公共关系开始从对***的操纵转向关系的建立，这是公共关系根本使命的重大变化。ye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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