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类似的是，熊彼特在其1911年所著《经济发展理论》中提出创新一说。这种创新又可分为技术、贸易模式的创新和制度的创新，在我国，企业大可以如携程、巨人科技、分众传媒等一样，从技术和贸易模式方面往进行相应程度的创新改造。但在一种自上而下的政治法律决策体系中，社会资源配置政策只能是单向性地形成，企业和行政权力基本上完全不对等，不可能自下而上地往进行和政府博弈的制度创新，这也就意味着企业在保护自己生存发展权利方面还受到很大的限制和约束。皮之不存，毛将蔫附？

　　政策的不确定性，和政府进行博弈的制度创新方面的受限，二者殊途而同回，无非都说明了国内企业往往不得不倾向于机会主义路线。因而，在国内企业的市场竞争中，走短线、采取价格战成了常规武器，价值战、战略性创新、制度性设计，对于国内企业来说往往倒成了一个与现实有相当间隔的梦想，而无论这个梦想与格兰仕这个具体的企业有没有现实的关系，固然这个梦想正在离企业越来越近。

　　上帝的回上帝，凯撒的回凯撒。企业的回企业，政策的回政策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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