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次，从骗术文化的整体面貌上讲，其文化性质是负面的，但在实际生活中，它们又有两种演进方向：一种是趋于善的、好的一面；另一种是趋于恶的、坏的一面。从文化功能角度讲，骗既是一种手段，又是一种目的。具体地看，历史上的行骗主体既有圣贤明哲，也有无耻小人；既有行止高洁颇有清誉的正面人物，也有遗臭万年举止不真个反面人物。抽象地评论骗术，无所谓好恶。例如，当大敌当前国有累卵之危时，一个智者略施骗术便可敌于千里之外的举措能说就是卑鄙无耻吗？同样，为了自身的飞黄腾达青云直上而不惜卖师杀友欺世骗名的行为肯定就是无耻小人了。因此，骗术不具有伦理意义，它是一种智谋，是一把“双刃刀”，能做好事也能干坏事，能对历史起到推动的作用也能阻碍历史前进的步伐。因此，我们对骗子文化的体认应该深进到行骗主体、环境、结果、影响等方方面面之中往，惟其如此，才能对骗子文化及其与整体文化的关系作出较为明晰的、科学的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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