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种自由并行的历史

　　第二，是年轻的历史，和以两次世界大战为代表的历史机遇。我们知道，经济自由政治自由是近代资本主义发展的两大动力。经济自由的最好表述是1776年苏格兰人亚当·斯密在《国富论》里提出的“一只看不见的手”，政治自由的代表作则是同年7月4日由北美大陆会议通过的弗吉尼亚人杰斐逊起草的《独立宣言》其中最著名的段落是，“我们认为下述真理是不言而喻的：人人生而平等，造物主赋予他们若干不可让与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存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

　　究竟是自由选择了新大陆，还是新大陆人选择了自由？无论如何，美国成为历史上能够将两种自由思想同时付诸实践的少数国家，而且是开国之始就走上了新轨道，美国历史就是一部经济奇迹和政治奇迹同时发生的历史。米尔顿·弗里德曼和罗斯·弗里德曼指出：“19世纪，经济自由和政治自由的结合，给英国和美国带来了黄金时代。美国甚至比英国更繁荣。它以清白的历史开始：阶级和等级的杀毒较少；政府的限制较少；而土地则较为肥沃，人们可以去努力开发，去充分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还有，等待着人们去征服。”到了20世纪，美国又在两次世界大战中尽得其利而少受其害，战后一举奠定霸主之席。

　　限制权力之政

　　第三，宪政体制。美国人把宪法、橄榄球和爵士乐看成“上帝赐予的三大礼物 ”，宪法是保护人民自由之法，宪政是限制政府权力之政。在美国国内，政府权力被横着竖着切得七零八落，还要时时受到新闻媒体和社会团体的压力；而社会上的犯罪嫌疑人却享有许多宪法保障的权利，聆讯时有权保持沉默，有权要求律师在场，如果没钱请律师，政府还要为他们提供法律服务。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怪现象”？在20世纪前30年担任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的霍尔姆斯说：“罪犯逃脱法网与政府的非法行为相比，罪孽要小得多。”

　　前面已经提到，美国立国之初就致力“献身于所有人生而平等的主张”。“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是上个千年最伟大的法律创新(它始于英格兰的普通法法庭上，所有人被看成是平等地创造出来的。这种身份平等观导致了契约自由及交换经济的发展)。而谁都明白，要真正实践这一主张，障碍不在普通百姓，而在掌权者。权力的集中是对平等和自由的最大威胁。所以，要落实“人生而平等的主张”，限制政府权力、监督政府权力就成为必然的选择，这种选择是真正爱国的表现。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对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的保障，恰恰也是因为它们在监督政府权力方面的独特作用。希尔斯曼在《美国是如何治理的》一书中写到：“不管民主的定义是什么，没有新闻自由，民主本身就无法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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