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我们每年花30万美元买浓缩汁，但是我们的利润要比这30万美元多出2到3倍。

　　五、我们仅限可口可乐在北京设厂，不在其他地方设厂，也是对其有控制的。国家在政策上规定，可口可乐生产量不能超过我国饮料总产量的5%、建厂前必须办理审批手续。

　　通过这番解释，这场风波才平息下往。北京厂得以顺利投产。投产后，产品供给给国内的旅游饭店和友谊商店，收取外汇，头一年就取得了很好的经济效益。

　　提及当年为什么要给可口可乐这些限制，佟志广先容说，一是怕可口可乐影响本国的软饮料发展。另一方面，这种限制也是对它的一种保护，避免引起太多事端。另外，佟志广承认，当时连同自己在内，大多国人还是对可口可乐抱有警惕之心。

　　二次建厂又起风波

　　1982年初，可口可乐副总裁、国际部总裁哈利坐在来华的飞机上，踌躇满志。他此行的目的，是在广州签署协议，建立在中国的第二家可口可乐灌装厂。

　　下了飞机，外经贸部的代表王品清已经在机场等候，双方宾主言欢，合同顺利签署。

　　不过，哈利不知道的是，在他坐上飞机的这段时间内，中国国内经过了多么周折的一个过程。

　　签约时期正值***期间，在得到建厂消息后，广州市出现了“反可口可乐潮”。此时，广东省领导都在北京开会，他们批示对此要“慎重处理”并且要求推迟和可口可乐的签字时间。但这时，中心有关部分已经批准了哈利及其专机的进境签证，哈利已经来到了北京，第二天就要转赴广州。

　　怎么办呢？请示国务院领导！在紧急情况下，时任国务院副总理谷牧指示“按原计划进行”。王品清亲身往机场迎接了哈利及其代表团。广州厂得以在1983年投产。

　　“现在可口可乐在中国已经拥有了30家装瓶公司和36家厂房，可在上世纪80年代，每建一个厂都要经过层层审批，磨很长时间，十分辛劳。”当时在可口可乐公司负责中国公关业务，后来升任公司副总裁的卢炳松说。

　　据佟志广回忆，刚进进中国的时候，可口可乐总裁马丁曾有过“两年内不打算赚钱”的说法，不过，固然总体上对中国市场的盈利远景没有过高要求，但是一旦精于商道的可口可乐前一步站稳了，必然会惦记着迈出下一步。

　　这次，他们的目标瞄准了国内的第二个装瓶厂。

　　1982年初，可口可乐方面开始了和广东省的谈判，他们把厂址选在了改革的桥头堡——深圳。后几经交涉，终极定在了广州。

　　可口可乐公司为第二个装瓶厂开出的条件是：提供每分钟500瓶的装瓶生产线，价款的50%为无偿赠予，另50%价款由进口可口可乐公司浓缩液补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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