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3年又发生一件事，使十分严重的形势进一步恶化。

　　不得不再具体先容的是广州那次“反可口可乐潮”的由来。在可口可乐与广东省政府谈判建厂事宜期间，有一个地方的卫生部分提出：“可口可乐含有咖啡因，不符合卫生要求”。这个卫生部分的根据是，东北一个研究所给小白鼠喂了可口可乐之后，白鼠表现得十分兴奋。

　　众多健康类媒体纷纷对这一消息进行了转载。一时间，抵制可口可乐的风潮顺势而起。

　　可口可乐公司随即召开了多次会议，讨论如何解决题目。公司内部对此有很大的分歧。意见大致分为两派：一派主张打官司，走法律渠道，到国际法庭往仲裁，这派观点在公司内部一度占上风。而另一派主张用软办法，理由是由于即便赢了官司，可口可乐以后也很难在中国市场上立足。

　　“我们管前一派叫‘鹰派’，后一派叫‘***’。”据当时负责中国公关业务的卢炳松回忆，“最后，‘鸽子’战胜了‘老鹰’。”

　　当时，美国的很多***都是可口可乐的顾问，他们大多倾向于“***”的主张。公司董事局最后决定，还是用软办法，劝说中国领导人给可口可乐放行。

　　卢炳松和他的同事们从全世界200多个国家和地区收集了含咖啡因饮料的资料，拿着这些资料往说服中国政府：茶所含咖啡因是同等浓度可乐的6倍，咖啡中咖啡因含量则超过可口可乐几十倍，但中国没有禁止喝茶，世界很多国家也从未禁止喝咖啡。此外，可口可乐还邀请中国官员到各国访问，并和当地官员座谈。

　　这个过程对于可口可乐来说相当漫长，工厂闲置，公司一筹莫展。

　　《中粮志》后来对此进行了总结：“咖啡因风波”的出现并非偶然，而是在我国改革开放初期出现的新鲜事物，有的人对引进像可口可乐这样有争议的产品出现抵触情绪，是很自然的。

　　而可口可乐方面对此也非常清楚。“当时，可口可乐简直就是其他在华外企的晴雨表。”卢炳松回忆说，只要可口可乐一有什么风吹草动，其他企业就都会打探消息，比如来问你们是不是又挨批了？或者“什么时候题目解决了就通知我们”。还有的企业过来找卢炳松寻求建议：“我们有个报告，你觉得现在往上送合适吗？”

　　可口可乐中国有限公司董事长陈奇伟也深有体会。他说，在上世纪80年代，凡事只要“挂”上了可口可乐的牌子，都必然会牵涉很多政治的因素。甚至有国外媒体评论说，从可口可乐开展新项目的顺利程度，可以估计出当时的中美关系是否紧张。

　　第二次险被“叫停”

　　1982年，一个平常的冬日，北京的几家大商场都张灯结彩，异常热闹。这是可口可乐正在进行促销，买一瓶可乐，送一个气球或一双带包装的筷子。固然一瓶可乐价格不菲，但是促销这种新鲜事大伙儿还是头一回见到。商场里一时间人潮如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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