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考证，这次可口可乐的促销活动，是中国现代市场上第一次卖场贸易促销。

　　对于这次促销活动，可口可乐公司曾征求过中粮的意见，后者明确表示不同意：“内地不同于香港，开拓市场不能操之过急，一定要避免发生副作用。”听到这个建议，可口可乐公司曾经犹豫过，但终极还是照常安排了这次促销活动。

　　这也许是由于，在此前的三年里，可口可乐已经“蛰伏”了太长的时间。

　　从北京厂生产线上源源不断生产出来的可口可乐，仅凭在中国旅游和工作的外国人远远无法消耗。1982年年初，在征得贸易部同意后，中粮将供给旅游饭店后剩余的可口可乐交由北京糖业烟酒公司系统在北京投放市场内销。

　　尽管每瓶4毛钱的价格不是国人轻易可以接受的，但可口可乐在踏进中国大陆市场的第三年终于飞进了平常百姓家。看起来，这是可口可乐进进中国后意义非凡的一步。

　　不过，由于可口可乐的操之过急，这一步险些迈进了悬崖。

　　对于这次促销活动，北京各大报纸的反应都很强烈，以为在国家缺少外汇的情况下，引进可口可乐是浪费国家大量的外汇资源。对此，有政治局常委专门做出批示：可口可乐只准卖给外国人，一瓶也不准卖给中国人。其他中心领导也都先后圈阅。外经贸部根据批示，通知北京停止内销。

　　美国人不理解，为什么一次简单的促销活动，竟引起轩然大波。当时在可口可乐公司负责中国公关业务的卢炳松回忆说：“我往总部汇报，美国人吓了一跳：‘怎么卖个汽水也要惊动到政治局？’”那时，汽水从丰台五里店的生产厂往城里运，运输车上贴着可口可乐的广告，被***拦下，不让进城。

　　一夜之间，所有可口可乐都从商店的柜台里撤下来了。可口可乐公司的业务一下子陷进了停顿。

　　无奈之下，可口可乐公司只好找合作者中粮公司帮忙。当时中粮直接负责协调此事的是糖酒杂品处。先是糖酒杂品处处长陈光给《新观察》写文章反驳，但杂志拒尽发表。他又写报告到外经贸部，部里表示爱莫能助。

　　而后副处长刘昌玺提议，以“人民来信”的形式直接向中心领导反映。他把想法告诉中粮公司主管糖酒杂品处的副总经理朱晋昌，朱说：“你敢写，我就敢签名。”信写好，两人共同签名。

　　信中说，北京生产的可口可乐有96%是国产原材料，可口可乐公司供给的浓缩液只占本钱的4%。北京内销的可口可乐不仅没有花国家一分外汇，而且通过旅游饭店，还为国家赚回大量外汇。将剩余部分投放市场，一方面丰富市场供给，另一方面，工厂可以获得可观利润。

　　这封信通过陈慕华送到了副总理万里的手上。陈慕华向万里汇报了北京可口可乐生产销售情况，希看中心批准内销，万里立即同意。陈慕华将万里的意见批在刘昌玺的信上，退回中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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