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宾：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劳动法专家郑尚元

　　职业生涯规划咨询顾问张晓彤

　　案例：

　　郑杰感到腹部剧痛，一下子倒在地上，这个戴尔（中国）项目协调员在加班的时候倒在了公司总部大楼里，此时是2003年8月末的一天傍晚7点左右。

　　当天，郑杰被厦门中山医院判了死刑：癌细胞扩散，病情无法挽回。50多天后，25岁的郑杰仅几个月的跨国公司职业梦，随着他的生命，一起幻灭。而在2005年春节，他父亲郑国有却收到了厦门市劳动局发来的《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

　　故事因此开始——郑杰家属就赔偿题目与戴尔展开了斗争。此之前，医保支付了约13万的医疗用度。郑杰死后，家属得到了保险公司10.5万元的寿险赔偿金。

　　但郑父仍向戴尔索赔14万余元。他以为，郑杰死于胃癌，与其在戴尔工作期间压力过大、劳累过度有关。

　　戴尔方面表示：哪家外企不加班？没有人不让郑杰休息，关键是他自己对身体不重视，只能说是非常遗憾。

　　对索要的14万元赔偿，戴尔方面律师以为，戴尔为员工所上的寿险，已经支付了赔偿金，不可能同一事件2次赔偿。“我们的保险比一些国内大型企业都齐全得多。”戴尔方面表示。

　　戴尔甚至断然拒尽了家属提出的申请工伤认定要求。这一点，引起了一些人的不满和质疑。“又不用赔钱还能赚美名戴尔为什么坚持不认‘工伤’？”（注：国家设有工伤保险基金，凡被劳动部分认定为工伤的参保者，可获得其提供的赔偿。工伤保险实行用人单位无过错责任，并且不考虑劳动者是否有过错，只要发生工伤，工伤保险经办机构就应给予全额赔偿。）

　　有媒体开始对戴尔公司的工作压力展开调查。“你愿给戴尔打工吗？”“戴尔否认加班时死亡算工伤”等专题下，跟贴无数。

　　郑父捧着儿子照片的形象开始出现在报纸和网络上。

　　戴尔法律风险不大

　　郑尚元：固然从人情角度讲，人们很自然地觉得：活活把一个孩子累死了。但实际上，这一点很难取证。对于戴尔公司的责任认定，一般要有三个要件：损害性事实、损害性后果以及二者之间的因果关系。本案中，固然郑国有以为，戴尔公司工作压力过大，导致郑杰延误病情致死。但可以采信的证据很难得到，比如能否取得证据证实：戴尔有什么相关规定阻碍郑杰就医。

　　而对工伤认定的指责，是没有法律依据的。戴尔公司是否申报郑杰的工伤认定，与郑杰是否能被认定为工伤没有因果关系，甚至没有什么影响。

　　对工伤认定的质疑、诉讼，也只是郑杰家属和劳动保障部分之间的分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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