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法之四：多种激励方法并用。60年代末70年代初，美国心理学家和行为科学家沙因提出了“复杂人”假设。“经济人”、“社会人”、“自我实现人”这些不同假设，各自反映出当时的时代背景，并适合于某些场合和某些人。但人有着复杂的动机，不能简单地回结为一两种，也不能把所有的人都回结为同一类人，且人的动机变动性大。因此，没有一种适合于任何时代、任何人的万能激励方法，不能只采取单一的激励方法，必须根据不同的人及人的变化，采用适宜的激励方法。[3][下一页]

　　三、二者的异同及比较的启示

　　从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中国古代的激励方法与西方治理理论提出的激励方法有着共同之处，都是从物质和精神方面进行激励，有的方法基本类似。其共性说明在不同文化传统和不同社会制度下，人有着某些共同的需要，因而激励有着一般规律。然而，由于二者产生的背景不同，其研究的角度、研究的方法以及激励方法的侧重点存在着很大的不同。第一，从研究的角度来看，中国古人研究的是国家和军队的治理，西方治理理论研究的则主要是企业的治理。国家、军队的治理与企业的治理有相通之处，但究竟不可同日而语。第二，从研究方法来看，中国古人是通过总结实践经验提出激励方法，较为直观，对其原因、机理缺乏理论的深进分析，没有上升为系统的治理理论。西方则是在实验的基础上，深进分析实验、实践的结果，找出其激励机理，建构系统的理论体系，试图揭示出激励的一般规律。通过对人性熟悉的不断加深，西方治理理论不断深化，激励方法也随之不断完善。第三，从研究和运用激励方法的侧重点来看，有以下两点不同：

　　首先，中国古代激励重情。儒家熟悉到对民“爱之如父母，则回之于流水”，主张把家庭伦理推广应用于社会治理，人人都“爱”，建立一个和睦的大家庭，从而实现整个社会的***。历史上，中国成功的统治者、治理者非常注重感情投进，以赢得人心，如诸葛亮七擒孟获。中国的老百姓也确实十分重交情。假如以为领导者、治理者对他好，他就会忠心耿耿为其效劳，不会往计较物质利益上的得失。而西方则比较忽视情，长期只夸大用铁的规章制度治理员工，劳资双方冲突尖锐。直到本世纪20年代，西方治理理论才熟悉到人是社会的人，不只有物质需求，还有被尊重等社会需求。

　　其次，中国古人夸大心治，重视精神激励。《管子·心术篇》中说：“心安是国安也，心治是国治也，治也者治心，安也者安心。”这里实际上已提出了心治为治理之要的思想。西方治理理论在产生了一段时期后才熟悉到这一点。基于对这一熟悉，中国古代统治者历来重视塑造人的精神，主张通过教育来造就理想的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一直坚持用一种理论来同一民众的心志，向臣民灌输儒家思想，教育臣民要“忠”、“孝”、“仁”、“义”。对那些精忠报国忍辱负重的“君子”，大力宣扬，使之成为万众学习、崇拜的楷模；对那些不忠不孝的“小人”，极力贬斥，使之为民痛恨。这种教育极大地激励人们往做“君子”，从而在国家、组织中产生一种具有很强凝聚力的整体精神。而西方的精神激励方法则夸大个人奋斗，实现个人的价值，组织缺少一种整体精神。西方治理学家现已熟悉到这正是其企业的一个缺陷，主张吸取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这一精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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