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你的生意又怎么做？”我问道。

　　“销哪家产品，就以那一家的名义。就比如这次往北京倾销一批话梅，我就有广东汕头那家蜜饯厂的经销证实、外销证、核价单、开户帐号等一应俱全。”他不无自得。

　　这时，他从皮包中取出一叠聘书和不同“版本”的名片。同是王君的大名，可眼前的15种“版本”名片的头衔都各不相同，有“时装有限公司销售部主管”，有“鞋业团体中东经销部经理”什么的，甚至还有“食品厂经营副厂长”，与之逐一对应的是15份聘书。

　　“这些名片都是我目前所销产品的厂家为我印制的。如加上以前搞过的，我的名片不会少于200种‘版本’。说来也真可笑，我每次到上海，在宾馆住下后，一些商店经理来找我，有的称我‘科长’，有的称我‘经理’，有的称我‘厂长’，有时我还真搞不清楚。实在，这年头上海黄金市面上的商店都销南方货，大商场都搞起了‘精品总汇’，这生意真的是外地人兜上门的？说穿了，还不都是像我一样的上海人以外地企业身份在搞。不过是规模没有我那么大而已。”他笑着说。

　　“那么，这些年下来，你大约搞到多少钱了？”我不免有些冒昧。

　　“屋子和车子就超过150万元。我可以告诉你，在这镇上，我不算‘小毛虫’，但也挨不上‘大头龙’。”他狡黠地笑着说。

　　晚饭后，他陪我登上了四层屋顶花园，穿过曲径，绕过花棚，眼前豁然开朗，葱绿的闽南大地在我的脚下，不远处，海在涨潮，潮头白浪滔天。

　　“怎么还不成家？”我问王君。

　　“这家怎么成呢？我不想娶闽南人，我也不预备在这里‘插队落户’。因此，到现在我还没有自己的公司，我的根在上海。在适当的时候，在上海也能像南方一样开放的时候，我要打回往的。那时，我将有自己的经济实体。”他略带忧愁地说。

　　他终于打回上海，没有上海户口无所谓，只是那辆福建牌照的“奔驰”令他不便

　　两年后，1993年1月，当我在上海虹桥开发区写字楼再次见到王君时，他的身份已经是福建一家中外合资公司的总经理了。

　　此刻，打回老家来的王君正埋在硕大的意大利真皮沙发上，不停地拨动着传真机，他手上的那一叠似乎传不完的传真件足以证实他的生意大大地兴隆。

　　王君伫立在落地铝合金窗前，远看着上海西郊那一片鎏光溢彩、布满生机的热土，我知道那里有一块书写着***同道“发展是硬道理”这一朴素真理的标语脾。

　　两年不见，王君似乎增加了书卷气，他说：“这会儿，我真的打回老家来了。我有一个不太妥帖的比喻：假如把计划经济调控下的中国人比喻为一支齐步划一谁都不答应领先一步的队伍的话，那么，‘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号召就是一次机会，不少农民兄弟都唰地奔了起来，而那时，我们上海人都还在为几元钱奖金计较。假如说我现在有些什么后悔的话，我后悔的是起步太晚了，假如不是在1985年，而是再早个三年五年离别大锅饭、摔掉铁饭碗的话，那该多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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