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上任后订了一个考勤制度，规定迟到一次扣10元，第二次40元，累积三次计旷工一天（由于公司的迟到现象很严重）。结果制度出来后，我一看有的员工迟到三次了，想着旷工罚款太重，心一软，就对员工说：“到了第三次迟到就补请一个事假吧，事假总比旷工好，下次不要迟到了”（这是我率先违反制度）。结果有的员工下个月仍然迟到三次，刚开始请迟到后事假，后来请病假（由于病假扣的钱更少），后来每次迟到都请病假，到后来连请假条也没有了，打个电话就完事……我痛定思痛，反思洪水泛滥起因是自己放闸，下了一个通知：“以后迟到一律不准事后补假”。不准事后请假，迟到的员工就把请假条的时间提前一天，反正经理们不管。我那时想到了《鹿鼎记》里面康熙对韦小宝说的一句话：“鳌拜逼朕一步，朕就要退一步，朕实在是退无可退了啊！”。最后实在没辙，公布“迟到一律不准请假”。实施确当月有个女职员迟到三次，我通知她被记旷工了，她委屈得快要哭起来：“我从小就没有旷过课，现在居然被记旷工，你可以问××经理我那天迟到是由于……”，最后一句是“公司讲不讲人性化治理？！”我坚持不为所动，心想自己就是太讲人性，所以酿成如此大错。

　　一个考勤制度执行都如此艰难，其它的制度就不用多说了。我上任以来推行制度化治理，其中的辛酸不足为外人性。很多员工暗地里说我是老板的监工，为了讨好老板不惜牺牲群众利益，真是比杜娥还冤。企业从40人变到200人，治理半径变大，价值观的冲突变多，没有同一的制度就会变成一盘散沙。可是我们的经理们凭感觉治理惯了，用制度治理别人不习惯，用制度约束自己不习惯，员工被制度治理更加不习惯，所以上下一心蔑视制度。

　　我妈妈最小的一个弟弟，就是我的小舅，十***岁的时候在外面混，经常惹事生非，三年之内被***抓了9次，均匀一年三次，然后我妈妈次次都把他成功地营救出来了。只要他一失事，我妈妈就会到处找关系（我以为她在那个城市简直有一个关系宝库），比如哪个的爱人是刑警队的，哪个的姐夫是公安局的，备好礼送过往，我那个混江湖的小舅就自得洋洋地出来了。所以我很小就有这样一个概念，办什么事都要找关系，有关系犯法了也不怕。

　　前年我那个小舅被判了7年，出来后40岁，这辈子估计基本废掉了。我想就是他由于以前在我妈妈的包屁下，习惯性地蔑视国家法律制度。所以说，制度决定习惯，习惯决定性格，性格决定命运。

　　五、政治敏感度太高

　　我在公司跟员工谈话，结尾通常会说：“今天我跟你谈话的意思只是这个事情本身，没有别的意思”，听起来有点绕口。为什么要这么说？由于他们非常敏感。你说他哪些方面需要改进，他会联想到公司是否想炒他；你问他们部分的工作量是否饱和，他会联想到公司是否想炒他；你问他最近有没有继续进修的打算，他会联想到公司是否想炒他。他可能根本不在意你跟他谈话的内容，而是花很长时间来琢磨为什么要炒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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