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邓小平当时已经准备抛弃苏联式的企业管理模式，让企业有更多的经营自主权，但长期计划经济下的企业领导人，根本不知道现代管理为何物，所以有必要让他们接触一下现代管理理论和实践。双方出发点虽然不同，但找到了一个结合点。


　　1980年，已经准备好的美国人强烈要求中方尽快开办。但在选择培训地点的时候，遇到了一些麻烦，在北京，最合适的地点是中国人民大学，但人民大学才刚刚复校，校园的大部分还被军队占着，本校学生的上课、生活都成问题，更别说接纳这样一个培训班了。


　　第二考虑是天津，但当时的天津还未从唐山大地震的影响中恢复过来。


　　当时的大连工学院(后来的大连理工大学)院长屈伯川在知道这件事后，表现出了浓厚的兴趣，在他的争取下，这个被列为技术交流的项目就放在了大连工学院。于是，全称为中国工业科技管理大连培训中心就诞生了。


　　同年，第一期培训班顺利开班，美国从全国选了30多位管理学教授组成教学团，中国也从全国各大中型企业、国家相关部委筛选了150多名学员。教育模式是美国的MBA课程教育的浓缩，采用案例教学和模拟决策教学，内容包括组织行为学、高级财务、市场营销等10多门课程。


　　【采访实录】


　　第一批学员有150、160人，学员都是当时全国各大中型企业的厂长经理，其中有像王兆国啊，现在的辽宁省省委书记是第二批学员。第一、第二批学员中后来出来了很多省级干部，还有国家经济部门的人员，如国家经委、教委的工作人员，还有国家教委直属学院的教师，基本上都是搞管理的骨干教师。所以这里有管理的黄埔军校之称。


　　美国来的是一个教学团，教学团下面有教学小组，基本上是每门课都有一个小组，中方也有相对应的小组，我是中方营销小组的成员之一，当时中方营销小组总共有3个人。美国方面第一批就来了30多位教授。一期半年，课程每天都满满的。


　　美国人基本上是按照他们的教学模式讲课的，教材只是发给学员看，课上不讲，只是让学员谈论，当时曾经出现过笑话，中国的学员认为，美国人太不象话了，真坏，我们给你们这么多钱，一个星期给他们一千美金，他们来了不上课，仅仅是让我们提问题、讨论。我们讨论问题还要你们美国人来干什么？


　　而美国人认为，这帮笨蛋，连个问题都提不出来。后来我们才逐步认识到，人家的教学模式，才真正叫做启发式教育。


　　当时中方是从三个部委抽调，全国各个学校、各个部分，只要是英语好的，都要过来当翻译。当时我们国内没有多少人懂英语，上学学的都是俄语。这些过来当英语翻译的人，用当时的话来讲，都是有历史问题的，有很多都有“历史反革命分子”的帽子，其中有不少都是国民党军队的随军记者，生活问题可以翻译，但管理方面的学术问题，都翻译不出来，在课上经常闹笑话，美国人讲了笑话，发现翻译后中国的学员没有反应，感觉很奇怪，后来才知道，是翻译人员翻译错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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