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智华:不同行业中的企业也是不一样的。我们公司是IT行业的,IT行业的公司大多属于技术公司,这个行业 ***的公司人数也就100多人,营业额在5000万到1个亿之间,10年前和10年后的今天相比规模没有太大的变化。行业的企业大多都是私企,由于行业门槛儿不高,几个人或是把握技术、或是把握市场、或是有销售能力马上就能组成一个公司,而且这个行业的公司还不太轻易死、不太轻易赔钱,所以这种公司就像细胞***一样不断滋生。假如高管得不到激励,哪天觉得不舒服了,他完全可以出往组建一个公司。在我们这个行业里很多的,像有些非常重要的高管实质上都给了干股,就是大家有利润,年终分,像正常的工资激励,包括效益上的激励,应该还是很充足的,但是为什么还是不能起到很好的作用。可能这些东西也并不能满足他当老板的胃口吧。但是他一旦出往不能说对公司有毁灭性的影响,但在某一个区域或是某一个领域也会有很大的影响。所以对这个行业的高管就要寻找适合他们的激励手段。
王颖:激励的有效性存在着行业的特点,那企业的性质对激励是否也有影响?
施智华:有。我们最初是从南开大学的研究所做起来的,当时规模很小,就几个人。学校给我们一部分矮平房、20万的设备和10万块钱的活动资金。学校的10万块钱资金后来变成了16个亿,股权成了16个亿,这16个亿到底回谁?我们向学校提出了分股的想法,但学校领导说了,你们用着南开大学的名字,这16个亿就应该回学校。思前想后我们开始试行一个办法,就是大的团体不动,把底下小的、影响不大的公司改制,慢慢地跟经营的人和经营的股权开始挂钩。这样改实际上是在南开团体公司下面给了我们一个重新创业的机会。
黄永友:我们公司是从事业单位内部转型过来的,做媒体(杂志),也给企业做技术方面的咨询,现在开创出了一片新天地;我们公司所属的事业单位也转成企业化治理了,是我们公司的控股股东,但公司所经营的杂志产权属于所属的事业单位,公司只是委托经营,现在固然做得小有业绩,但这个产业不是你的,做下往也看不到更大的激励,可是奋斗了这么多年,为其花费了很多心血,对这个平台、这个品牌已经有了很深的感情,也舍不得放弃,确实是进退两难。我们公司创办初期的设置还是很不错的,设有个人股份,但因董事会没能正常运转而一直无法运作,目前据说法人股东还要把个人股取消,我现在感觉自己受不到激励了。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怎么往取得激励?又怎么往激励下属?
王永胜:实在刚才两位讲的这个情况挺普遍的,我们一开始创业的时候发展中心和中国电信投了500万,开始的时候考虑得很好,大家融资创业,这时候从500万资产中拿出20%到30%作为期权还是相对轻易的,更何况钱也花得快没了。后来鲁能一进来,它是一个治理非常严格规范的国有企业,但是它就是实力强大而且钱多,我们要求1.5个亿一个星期到账,它真的就能到账。可是在这种情况下,1.5个亿的资产的公司你拿出10%就涉及到国有资产流失了,所以期权无法实现,变得远远无期,大家都觉得发展到这个份儿上,已经是头顶天花板了。作为治理层你年收进几十万可能没有题目,往外面拿这个数也没有题目,可是从一年20万的收进干到现在一年3000多万,利润五六百万,竞争又比较激烈,我要是走了,自己养大的孩子,哪怕是残疾的孩子,你都舍不得扔掉,交给别人,在市场上让别人给打败了,自己还是不放心,或者你自己要跟他竞争,把他掐断,于心不忍。在这种情况下,走也不是,不走吧,实在有很多想法想要往实现,但是实现起来又有更多很艰难的工作,像对下面改组或者是什么,又感到没有足够的动力往做这些事情。就是说维持住现状可能是没有题目,但要做得更好,难度又很大,这边又受不到应有的激励,走也不是不走也不是。我想黄总的情况和我们是类似的,像施总他们采用的灵活的方式应该是很让人羡慕的,而且应该也是一种可能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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